一个“戏驻足的意思 ”字，可以概括苏轼平生对待风雨的态度
夜色如墨，一场密谋在夜幕的遮掩下悄然进行。
这是后周都点检（禁军统帅）赵匡胤的行辕。赵因屡立军功，深受周世宗的赏识与信任。周世宗病逝，继位的恭帝年仅七岁。前一年深秋，风闻割据山西的北汉会合契丹，准备攻周。后周宰相范质等不辨真假，“仓卒遣将”，正月初一就决定派军权在握的赵匡胤前往抵御。赵于正月初三离开都城，当晚宿于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
北征前，京师已经风传“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独宫内不知”。此夜，赵已醉眠帐中，他的弟弟赵匡义（后改名光义）却在军中频繁活动。诸将皆为赵匡胤的亲信，一拍即合，于是一起去找赵匡胤的掌书记（秘书长）赵普。赵普也说：“主少国疑，安能定众？”天刚亮，赵普即带兵变将士来见赵匡胤，力劝他抓住时机，自立为帝。赵大帅尚未答话，一件黄袍已经披在他的身上，众将一起下拜，山呼万岁。
赵匡胤讲了一番世受国恩、于心不忍之类自谦的话后，接着厉声对部下说：尔等因贪图富贵而拥立本帅，必须听从本帅的命令，否则这个皇帝我不能当！随即约法三章：对后周的太后与幼主不得惊犯，对后周的公卿不得侵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者有赏，违命者族诛。然后率军返京。开封守将石守信等也都是赵匡胤的“义社兄弟”，开门迎入。“入城之日，市不改肆。”
几乎兵不血刃，就更换了一个朝代。因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的治所在宋州（今河南商丘），遂以宋为国号，定都汴京（开封）。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
赵匡胤
正月初四，即该年公历的2月3日，赫然载入了世界编年史。2月在中国古代实属多事之“春”，仅以上旬为例：
2月4日（1403年），明成祖朱棣改北平为北京。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其第四子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从封地北平起兵南下，夺得帝位，改元“永乐”，又迁都北上。
2月5日（249年），曹魏发生“高平陵事件”。魏明帝死后，文武大臣曹爽与司马懿共受遗诏，辅佐年仅八岁的齐王曹芳。曹爽对司马懿深有疑虑，暗中削其实权，并派自己兄弟统领禁军。司马懿见形势不妙，“称疾，不与政事”。曹爽不放心，派亲信李胜去“看望”。司马懿装痴卖傻，喝粥时让粥流满前襟，说话语无伦次。李胜回报曹爽：“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曹爽放松戒备，于2月5日（魏正始十年正月六日）陪幼王离开洛阳去谒祭魏明帝的陵墓（高平陵）。司马懿见时机成熟，下令关闭洛阳城门，占领军营武库，又亲率精锐扼守洛水浮桥，以断曹爽归路。这一切只发生于半天之间。事成，司马懿遣使去见曹芳，声称只想罢免曹爽，别无他求。但当曹爽交出兵权后，司马懿即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将曹爽兄弟及其亲信一网打尽，处以死刑，并诛灭三族。自此曹魏政权便归司马氏掌握。
2月5日（756年），同样在洛阳，安禄山登位称帝。
2月6日（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领土上爆发。
2月7日（318年），汉王刘聪用药酒毒死已成为他俘虏的晋愍帝司马邺——司马氏的后代。晋愍帝被俘后受尽侮辱。一次，刘聪秋游出猎，命司马邺身穿戎服，手执长戟，为车马前导。又一次，刘聪大宴群臣，要司马邺为宾客洗爵斟酒；酒过三巡，刘聪要如厕，又命司马邺手提马桶盖，在他身边侍候。即便如此，司马邺也难逃一死，死时仅十八岁。历史就这样嘲弄着老谋深算的司马懿。
2月8日（1234年），金哀宗自缢，蒙古兵入城，金国灭亡。
2月9日（826年），宦官刘克明等将荒淫无度、日日以“打夜狐”（深夜狩猎狐狸）为乐事的唐敬宗杀死。
2月10日（589年），隋将韩擒虎攻入建康（今江苏南京），于胭脂井中俘获陈后主及其妃嫔。陈亡。
……
这几张异代相接的日历，似乎浓缩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刀光剑影的历史。但毋庸讳言，“陈桥兵变”收拾了残唐五代那种乱糟糟的割据局面，使中国再度回归一统，从而建立了与“盛唐”并称的“隆宋”。
由于战乱的弭平，人民得到了一定的休养生息。以租佃关系为特色的新的土地占有方式与剥削方式（土地买卖、实物地租、契约关系等），使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相对松弛；加上圩田、荒地的垦辟，耕艺的改良，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使农业发展大大超过了唐代。手工业如丝织、瓷器等呈现五彩缤纷的景象。造纸、冶矿等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商品货币的流通，更使一些大城市乃至中小城镇空前繁荣，夜市不禁……印书业（木板、铜板）普及推广，布衣毕昇又发明了活字（胶泥）印刷术，火药与指南针（水罗盘）取得重大的技术突破，前者广泛应用于军事（火炮、火箭、火球等），后者促进了航海事业的发展。这三大发明对世界历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马克思曾予以评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经济学手稿·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
在数学、天文学、医药学等领域，宋代也居于全球领先地位。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说：“谈到十一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他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科学与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但“隆宋”并未“隆”于政治。
于是鲁迅先生辛辣地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伪自由书·电的利弊》）
祖先发明的印刷术，排出了中国血泪交织的痛史。千年后的今天，我写北宋的悲患与风流。
苏轼，元·赵孟頫绘
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6年1月8日），苏轼出生于眉山（今属四川）纱縠行的一户人家。其时赵宋王朝建立已近八十年，在“升平图”的背后，封建专制社会固有的弊端已开始显现。天边不时有电光闪闪，雷声隐隐。
苏轼既然选择了这个山雨欲来的时代，必将在成年后经受暴风雨的敲打（据他本人说，他生日摇篮的上方闪耀着不祥的星座——摩羯宫，与韩愈相同，注定要经受许许多多的磨难，碰上各色各样的流言），直到晚年再贬渡海，还被穷追不舍。当时他写过一首题目很长的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一个“戏”字，可以概括他平生对待风雨的态度。诗中之句更显示他从容不迫的气概，有一种超常的人格力量融贯其间：“……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梦云忽变色，笑电亦改容。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
急雨好像有意激发他的诗兴，天上的云电也为他梦中得到的好句而改容变色，并对他年衰语工感到惊奇，而这妙句蓬莱宫中的仙人们已久未听过了。
自然的风雨化作内在激情，他的心灵与外界共有一种生命律动。浪漫主义精神在这里被表达得再淋漓不过了。清人汪师韩评此诗曰：“行荒远僻陋之地，作骑龙弄凤之思，一气浩歌而出，天风浪浪，海山苍苍，足当司空图‘豪放’二字。”
赵匡胤登基后，曾赋《咏初日》曰：“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的确，他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的霸才，镇压了后周残余势力的反抗，削平荆南与湖南两个藩镇，又先后灭了后蜀、南汉和南唐。宋太宗即位，拿下北汉，吴越王钱俶又来归顺。不过与汉唐相比，赵宋版图最小，后晋石敬瑭出卖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仍在辽国手中，西夏也在宋辽之间朝秦暮楚。但在赵匡胤心目中，外部威胁远不及唐代藩镇割据、奴才欺主的教训更为深刻。藩镇之所以敢同中央皇室对抗，在于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为了防止别人也再搞一出“黄袍加身”，赵匡胤全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制。除了将握有重兵的将领解除军职（即“杯酒释兵权”），又在各路设置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留下“诸州度支经费”，其余全部运至京城。这便是所谓“强干弱枝”之术。
进一步便是分化事权、互相牵掣之法，仅举几例——
禁军由“三衙”分掌，但“三衙”有握兵之权，却无发兵、调兵之权，后两权在枢密院，而枢密院又不能直接掌握军队。南宋朱熹曾说：“枢密院号为典兵，仓卒之间要得一马使也没讨处。今枢密院要发兵，须用去御前画旨下殿前司，然后可发。”实际上，发一兵一卒都要皇帝画旨。
实行更戍法，让士兵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状况。
提高御史台、谏院等台谏官的地位，许其风闻言事，纠举、弹劾各级高官，特别是宰执大臣。
为了安抚人心，赵匡胤保留了后周整套官僚机构，却不让留职人员有相应的职权，而是另派官吏，让他们在头衔上带着“知”“判”等字眼，去行使实权。这样逐渐形成了官与职殊，名与实分，官、职、差遣分离的状况。“官”只表明一个官员的位品，作为领取俸禄的依据，“职”只是荣誉头衔，只有“差遣”才拥有行政权力。但对后者又实行三年一易的制度，使其频频调动，不得专权。
鉴于唐代科举中主考官与被录取的门生结成政治联盟、进行派系斗争的教训，赵匡胤下诏禁止进士及第者称主考官为“恩师”、自称“门生”；后又举行殿试，由皇帝亲自录取进士，录取者便成了“天子门生”。在重文轻武的宋代，科举是加强皇权的重要措施。
由于怕臣僚有自强之志，赵匡胤一方面鼓励他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置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另一方面倡导黄老之学与佛经禅理，以使士大夫少其奔竞之心。
宋初在地域上的广度虽有所减削，但统治的密度却大为增加。
宋太宗赵光义继承其兄“先本而后末，安内以攘外”的衣钵，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
“若无外忧”的“若”字，很有意思，说明并非没有外忧。《宋史纪事本末》卷七载：赵匡胤于乾德三年（965）八月设置贮钱的“封桩库”，打算蓄满四五百万后，向契丹赎买幽燕之地；如果不成，“以二十匹绢购一胡人首，彼精兵不过十万，止费我二百万匹绢，则虏尽矣！”表明他把兵力消耗在对内作战上，待到勉强统一，已经没有向外进攻的锋锐了。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鼓足勇气，乘灭掉北汉之势，移师攻辽，企图一举收复燕云地区。宋军初战获胜，但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一役遭到辽军夹击。宋军大败，太宗中箭，急乘驴车逃走，从此不再亲临战场。雍熙三年（986）宋军再次伐辽。东路军于岐沟关（今河北涿州西）溃败，西、中路军被迫后撤。西路军杨业由于得不到主帅潘美的支援，在陈家谷口（今山西宁武东北）战伤被俘，绝食三日而死。太宗从此放弃了收复燕云的计划，采取守势。辽国却转守为攻，不时南下侵扰。
景德元年（1004），辽承天皇太后、辽圣宗又大举进犯，回避了对一些城市的攻坚，直趋黄河岸边的澶渊（今河南濮阳附近），逼近宋都汴京，宋廷一片慌乱。大臣王钦若主张迁都升州（今江苏南京），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只有新任宰相寇准等少数人力请真宗赵恒亲临前线，以振士气。真宗进入澶州后，两军处于相持局面，结果在当年十二月与辽国订立了“澶渊之盟”——（宋以辽承天后为叔母，每年向辽输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两国自此相对平静了一段时间。危机过后，王钦若转而攻击寇准，说他把真宗当作“孤注”一掷，订立耻辱的“城下之盟”。寇准因此被罢相。
宋与西夏的关系更令人头疼。北宋初年，党项族首领李继捧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物，而宋太宗多少还有些树立威信的兴趣，通过一些谈判，继捧入朝，献出四州。但继捧的族弟李继迁闹了分裂，重新宣告独立，并向辽求援。辽立即册封继迁为夏国王，并把义成公主许配与他。宋太宗任命李继捧为定难节度使，并赐名赵保忠。保忠向宋廷保证继迁决心悔过，太宗又赐名李继迁为赵保吉。宋廷以为这样一来，西边仍然是赵姓的天下。可是，李继捧失败了，匹马逃回。李继迁则不管自己姓李姓赵，是继迁还是保吉，终于夺回祖先的地盘。真宗即位，承认继迁独立的事实，并授以节度使。继迁却看准了宋王朝的虚弱，向西扩张，拿下灵州（今宁夏宁武），不久将灵州改为西平府，建立了他的王国。李继迁后来战死，子李德明即位，在攻略河西诸州后与宋修好。宋册封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每年“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钱二万贯、茶二万斤，并重开榷场，进行贸易。
德明死，子元昊继位，将都城兴州（今宁夏银川）升为兴庆府。宝元元年（1038）筑坛受册，国号大夏，并撕毁勉强维持了二十年的宋夏和约，屡犯宋境。宋朝在西边驻军三四十万，但因诸将直接听命于朝廷，作战时互不联络、相援，难以合力攻敌，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北）、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三次战役，宋军大将刘平、石元孙被俘，任福、葛怀敏等战死，伤亡惨重。而辽兴宗又于庆历二年（1042），趁宋朝疲于西线战事，以武力恫吓手段，迫使宋每年赠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
庆历四年（1044），元昊在内忧外惧（时辽在边境筑城调兵）的形势下，愿与宋重订和约。双方议定：西夏取消帝号，仍由宋册封为夏国主；夏国对宋名义上称臣，宋廷则“岁赐”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二万斤。另在各节日和元昊生日，再“赐”银二万两、银器二千两、绢帛衣着等二万三千匹、茶一万斤。是时苏轼九岁。
外忧日甚，而宋代君臣仍以“天地父母”自居。吃了败仗，说是不屑与“犬豕豺狼相较”；进贡财物，说是“大富家舍施乞儿”。
宋太宗所谓的“内患”，是指臣僚政变、百姓造反。对前者，采取了上文所述的一系列防范措施。对后者，则袭用宋太祖的养兵制度，每年招募兵士，特别是荒年募兵，把大量饥民、流民，即所谓“失职犷悍之徒”，这些本来足以危害王朝基础的社会力量，转化为维护专制统治的军事力量。
而当时较为清醒的士大夫所认为的“内患”，则是冗官、冗兵和冗费三大公害。
以冗官而言，由于分化事权，互相制约，造成重床叠架的官僚机构。宋真宗时，文学家柳开以“十羊九牧”为喻，形容机构的臃肿。加以政权扩大科举，按考生总额十分之一的比例加以录取，社会上各式人等，连和尚道士在内，都来应试，“以一日之长决取终身富贵”。仁宗时更下令“试进士诸科十取其二”。北宋统治者想通过这种办法，让地主阶级各阶层的政治代表参加到政权中来，由此调节这个阶级的内部矛盾，加强封建专制的基础；同时也吸收少数平民，正如荒年募兵一样。
真宗时确定对官员三年一“磨勘”的考核制度，一般官员只要无大差错，每三年便可迁转一次，逐步爬上高位。而只要达到一定级别，都有“恩荫”亲属为官的特权。这种特权可使中上级官员的子孙、兄弟乃至亲戚、朋友、门客、医生，免试获取官职。
宋朝是一个官僚的乐园。中级官员，特别是高官的俸禄优厚至极。宰相、枢密使正俸中的月钱即有三百千之多，这笔钱可买一百余亩良田。月钱禄粟之外，又有春冬服、随从衣粮和餐钱，还有茶酒厨料、薪蒿炭盐、饲马刍粟、米面羊口之给等。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评“宋制禄之厚”时说：“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即便比较正直的大臣如寇准，生活也十分奢侈。他的侍妾蒨桃曾写过一首诗予以规劝：“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
《廿二史札记》
冗兵，由于募兵养兵制而急剧膨胀。宋代兵士的口粮、月钱和衣服，数量颇为可观。此外还有各种特支、赏赐，戍边者有特赏，征行者有预支和额外添给。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一名禁军年支达五十千，厢军三十千。仁宗时蔡襄做过一个统计，朝廷百万大军的费用，占国家全部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后来张载说：“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朱熹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
冗费与冗官、冗兵紧密相关。加之朝廷大兴土木修造楼堂寺观，仁宗后宫数千人，宫廷赏赐动以万计。赵翼提过这么一件事：古代冬至日皇帝一年一度的祭祀南郊，在宋代改为三年一次。为什么呢？因为每祀一次，“大小各官皆得荫子”，“此外又有赏赉”。因“浮费之多”，“不得不改为三岁一举”（《廿二史札记》）。这一切靡费，再包括每年缴纳辽、西夏的岁币及其他赠礼，使王朝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即所谓“积贫”局面。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统治者拼命扩大赋敛，加重徭役，残酷地盘剥与压榨黎民百姓，即上文所引“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而官员、豪强、大商人也利用各种手段兼并土地。仁宗即位时，品官形势之家占田已达天下田畴之半。土地兼并（高利贷是其重要手段）使“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后来更发展到“一邑之财十（之）五六入于私家”。欧阳修在《原弊》中这样形容：农民“一岁之耕供公仅足，而民食不过数月，甚者场功甫毕，簸糠麸而食秕稗，或采橡实、蓄菜根以延冬春”。司马光在其所上《劝农札子》中，也描述了一幅惊心的场景：“今农夫苦身劳力，恶衣粝食，以殖百谷。赋敛萃焉，徭役出焉。岁丰则贱粜以应公上之须，给债家之求；岁凶则流离弃乡，转死沟壑。”
这里提到了“徭役出焉”，宋代的差役极为繁杂，但官户可免，商人也大都“赋调所不加，百役所不及”，僧道、女户（女子为户主）、单丁（家中只有一个男丁）亦不负担。徭役按户等分摊。仁宗时，韩琦上疏：“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皆役名）。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免沟壑之患。”韩绛也提到：“闻京东民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当求死，使汝曹免于冻馁’，遂自缢而死。”
“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朱熹语）广大农民全然无力“举首奋臂”以求温饱，求生不能，赴死不甘，终于爆发了一连串的起义。而我们知道，按中国农民逆来顺受、忍苦耐劳的特点，必须在他们每一个人的最最个人利益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做出这个对他们说来颇为艰难的决定。
远在淳化五年（994），宋太宗曾不无得意地对宰相吕蒙正说：“朕躬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不料吕蒙正避席对曰：“乘舆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不必尽然。愿陛下视近以及远，苍生之幸也。”太宗闻言，“变色不言”（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三五）。然而正是这个贫寒出身的大官僚吕蒙正，每顿饭喝的一碗鸡舌汤，就须杀成百只鸡。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赵光义向吕蒙正夸耀天下太平之时，正是川蜀王小波、李顺起义之日。
积弱之势与积贫之势一样，在宋仁宗时也完全显露出来。由于对统兵将帅限制过多，使他们“不能自奋于一战”，再加上将不专兵和军纪不明，造成兵士骄惰不堪的积习。军兵“游嬉于廛市间，以鬻巧绣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苏舜钦语）。“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欧阳修语）骑兵不能披甲上马，射出的箭在马前一二十步就坠落于地。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官武将也参与了对商业利润的攫夺。他们霸占住许多兵士为自己服役。陕西一带，禁军中有“匠氏、乐工、组绣、书画、机巧，百端名目”。京畿附近的禁军也多被武将、戚里权近之家占为仆隶。
如果说“积贫”带有两重含义，即“三冗”所造成的国穷，以及向广大人民转嫁危机所造成的民贫；那么“积弱”也有两层意思，即对内日益不能控制农民的反抗，对外无力抵御辽夏的侵扰。
天空风云变幻，大地激荡不安。民愤，还有士愤，在沉郁中潜动、勃发，而后者更唱出了烙有时代印记的痛苦歌声。
本文摘自《苏轼全传》一书，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苏轼全传》，洪亮/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好读文化，2023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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