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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始终贯穿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要求。新一轮深化国企改革也必须在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下功夫。 首先,在思想认识上必须正确定位国有企业的社会角色。无论国企还是民企、外企,都是独立的市场法人主体,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不同所有制企业都是平等竞争的市场主体。 全社会特别是党政机关必须认识到国企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基本社会责任就是在守法经营的前提下努力创造财富、创造利润、创造就业、创造税收。企业依法独立经营,党政机构不能视其为分支机构,随意干预其正常生产经营,更不能搞各种“三乱”。 其次,借助国企实现政府意图时尽量使用政府购买方式。由于行业布局、国资管理、人事任免等因素,政府借助国企实现自身改革发展意图较为方便。对此我们不必避讳,关键是政府要学会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国企独立市场主体地位。需要国企承担的事项,无论常规的还是临时突发的,都尽量使用直接、间接的政府购买形式,搞好核算。可以直接补偿国企资金或等价资源,也可通过国企经营业绩考核抵扣等形式间接购买产品或服务。 第三,国资监管体制要进一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国资委成立10年来,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国资海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随着5月底杰里米·斯特恩(Jeremy Stein)回哈佛任教,美联储理事会也失去了支持货币政策应该遏制金融过度观点的领军人物。 斯特恩的观点在今春早些时候的一次演讲中表露无遗,即在金融风险高企的环境中,央行不该太积极地追求充分就业目标。他的立场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教条针锋相对。格林斯潘认为中央银行不该因为金融部门出现过剩而调整政策,而应集中于对随后产生的问题做出反应。 问题在于斯特恩的新观点是否能够得到论证。理论上,答案是直观的。如果中央银行有两个政策目标,那么就需要两种工具:货币政策影响总需求;监管政策限制金融风险。 但在实践中,答案更加复杂,因为这个问题有多重成分。当监管者不作为时,货币决策者应该怎么办?特别是,他们应该提高利率吗?在决定监管者是否不作为时,他们应该盯住什么指标?还有,在解决由此产生的风险时,货币政策是否是足够灵活的工具? 全球信用危机爆发时,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毋庸置疑。“抑制与救济”之争的胜者是显而易见的。央行不可能只关注危机后的救济工作;金融动荡的代价太高昂了。相反,最近的事件充分表明,货币当局必须在过度发展过程中抑制它。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确定过海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二氧化硫作为主要的大气污染物,燃煤电厂是最主要来源之一,通过脱硫来减少排放。因此,国家对电厂收购电价时,每度电多给一分五作为电厂建设和运行脱硫设施的补助。 但有了这些补助,企业真的就会认真脱硫吗? 环境保护部近日公布的调查证据显示,不少包括央企在内的企业都存在“骗补”的行为。 (责任编辑:DF126)海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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